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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中国刑法特点的不重视加大了刑事风险。不少的企业家只关注赢利，对《刑法》不重视、不了解《刑法》，增加了犯罪的可能和风险。刑事法律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禁止、允许和授权自行约定的规定，当行为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违反这些刑事法律按律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就需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从法律风险来说，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法律风险主要应当是指刑事风险。中国企业家必须充分意识到目前中国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刑事风险的特点。一是中国规范经济生活的刑事法律极多，仅《刑法》中就有50多条，这在世界各国是罕见的。二是我国刑罚《刑法》规定了许多“空白罪状”，给刑事司法部门的公权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经济合同和经济犯罪，赢了就是经济合作，输了就可能是经济犯罪。江苏一家企业和唐山一家企业合作，合作不成，唐山老板状告江苏老板欺诈，江苏警方介入后，认为是经济纠纷，对当事人予以取保候审。但即使在取保候审期，唐山老板仍然能够通过唐山警方把上海江苏老板抓到河北，后来竟然判处无期徒刑，企业家至今仍关在监狱。三是除《刑法》以外，我国不少单行法律中也设定了许多刑事法律规范，比如《商标法》、《专利法》、《土地法》、《文物保护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均规定有刑事法律规范。如此多的刑法规制，实际上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的地雷，稍不注意就会触雷。所谓“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所强调的就是这种现状。

股权激励稳步推进，配套制度更加完备。2019年深市公司共推出股权激励计划218单，员工持股计划88单。股份来源方面，来自二级市场回购的单数分别增长208.3%和358.3%。激励对象方面，外籍员工参与股权激励的制度更加完善，2019年涉及外籍员工的单数占比28.9%，同比增加3.6个百分点。

杨恩雄告诉周刊君，该法院对毛某某作出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主要依据的是刑法第67条第1款的后段，即：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法条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他表示，法官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嫌疑。杨盛则认为，“该案免予处罚确实没有法律依据，醉驾致人死亡绝对不是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范畴！法官涉嫌枉法。”

姚玲认为，“如果德国收紧对外投资的草案通过，股比门槛降低，安全审查时间延长，中国企业的投资难度会无形间加大。但是并不意味着企业要回避关键基建领域的投资，而是要谨慎，可以让德国的被收购方去做德国政府的工作。”根据《中资企业在德商业环境调查》显示，26.3%的受访企业将外资审查视为在德投资、经营中的一大重要影响因素，愈加严格的投资审查可能会阻碍中德两国企业充分发掘合作与增长的潜力，不利于双边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2017年，德国就收紧了对外投资的监管力度，《对外贸易条例》修正案的颁布意味着，如果被收购的德国企业涉及与安全相关的特定领域，必须向德国经济部进行申报。而在修正案颁布之前，外国投资者收购德国非敏感行业的企业，没有向德国经济部进行申报的法定义务。此外，修正案扩大了敏感行业涉及的领域，并同时延长了德国经济部的审查期限，从一两个月延长至3到6个月。

很明显，在三元最重要的核心市场北京、河北和天津，盈利能力大幅度下降。《投资者报》记者多次联系三元股份负责销售方面的副总经理张俊，但其一直未接听电话。三元股份总经理张学庆在接到记者提问后，以开会为名拒绝回复。内斗不止：左右手互搏何时能改变？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这跟三元股份今年以来的内斗有关，唐山三元抢夺原有三元奶粉经销商市场，造成三元自身定价体系混乱，市场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今年国内出生率同比是下降的，对奶粉企业来说，也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和更高的挑战。